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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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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4/1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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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範疇與道德理路在教師決策的思考【文／李章瑋 臺北市敦化國小老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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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班級的老師，從一進入教室開始，即面對著萬般事宜的思考與決定行動(agency)，和必須因應著班級學童的變化而有所調整。除了教學課程的準備，以及學校行政事宜的規劃安排，其他如：班上小齊的自然科植物生長記錄忘了帶，正著急該怎麼辦? 惠惠只不過在早自習看書時間，就坐不下來想要離開座位去找雯雯聊天等。
有些時候學生可能會直接找老師詢問，有些情況老師則必須從孩子臉上的表情或眼神，去感受他現在的情形或情緒如何？而這些事項如果不處理或忽略了，小齊可能一整天都不安或沮喪，在上其他課還發呆；一心只想連絡家長送作業過來。而惠惠則可能是和雯雯有物品使用的糾紛，結果造成了下課時間衍生另一件班級衝突事件；或者也可能他們之間只是想要分享一則有趣的事情。
就教學決策(teacher decision—making)的思考理路來看，當老師想要實現教學目標和教學任務，就必須透過對於教學實踐的預測、分析和反思等步驟，從而決定最有效的教學方案的動態過程。而筆者認為其中的核心關鍵要素在於教師信念的錨定效應（Anchoring effect），例如:教師過去對於類似事件的知識內涵、和家長接觸的經驗、學童特殊特定表現等等。
筆者謹提出以「權利範疇」與「道德理路」作為一個教育實踐的有效思考工具來加以說明。前者奠基於以權利語言（the language of rights）為思考的社會運作，例如：教育政策、教育法規、課程綱要、各種以自由權、平等權、環境權為名，而在教育場域中實施的教育措施；乃至於班級規定，甚至於和學生、家長之間的相關規約，不成文規定云云。如果老師可以從上述相關語言以及思考脈絡去有效成功的運作教學實務，幾乎可以獲得相關的社會獎賞與成功教師的肯定了。
然而，就作為文化傳承的教師精神生命成長來加以深刻的思考；似乎以”止於至善”的「道德理路」終極目標，更適合來作為一種超拔的專業追求。尤其現代社會的急功好利、疏離徬徨與萬般怪象，影響所及教育決策當局、施教者與受教學生、家長都在此亂流漩渦中輾轉紊流。而臺灣教育文化道德生命，亦有如處於生命文化的”八掌溪事件”中，岌岌可危。
總結上述的不成熟想法，筆者並不在於區分這兩者之間的差異，更可能的是「權利範疇」與「道德理路」者兩者間有更多的辯證互動與交流；而在教育現場是否能精熟圓融的明心見性？筆者亦多力有未逮，謹此獻曝與教育夥伴共勉共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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